王心敬著《關學續編》，接續馮從吾《關學編》構建的關學傳承脈絡。（資料圖片）
王心敬十分重視家風家教，曾將寫給兒子的十三封家書匯編成了《訓子帖》。 （資料圖片）
布衣終身，立志成圣成賢
“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”，這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“橫渠四句”。橫渠先生，即是宋代大儒張載，“學古力行，為關中士人宗師”。自張載開創關學，此派綿延至清末，名家輩出。
明代關學大儒馮從吾曾著《關學編》，為33位關學大儒立傳，構建了從北宋張載到明代王之士的關學傳承譜系。清代，許多關學士人對《關學編》進行了增補，其中較為重要的一部是王心敬的《關學續編》。
王心敬（1656—1738），字爾緝，號豐川，陜西鄠縣（今陜西省西安市鄠邑區）人，清代關學大儒，主要生活在康熙、雍正時期。王心敬十歲時，父親去世，十七歲時伯父亦亡。他家境貧寒，體質瘦弱，但學習刻苦，每晚擎燈就讀，伯母陳氏、母親李氏東西就座陪伴，雖風雨凜冽，往往雞鳴未已。其母聽說周至李二曲很有名望，就讓他前往拜師學習，其母以紡織供他讀書。李二曲有感于其母大義，特作《母教》一文，稱贊王心敬之母如同孟母一般。
王心敬在編寫《關學續編》時，將關學譜系遠溯至伏羲、泰伯、仲雍、文、武、周公六圣，這些圣賢與宋元及以后的關學大儒，“同匯而共編，亦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”，標出圣、賢、儒三種。宋代大儒周敦頤有“士希賢，賢希圣，圣希天”之語，王心敬這一做法亦在鼓勵學者希圣、希賢，“自可至于圣、至于賢”。
母親李氏對于王心敬關懷有加，要求甚高，常說“人生要當以圣賢為期”。有一回，母親問王心敬：“學圣賢者如何用功？”王心敬回答：“以存心盡性為實履，成己成物為分量。”母親說：“汝便如此學去，若讓古人獨步，非夫也！”
十年后，王心敬學成歸來，為感謝老師教誨，在家鄉創辦了二曲書院，并親自講學，一時學生猛增，他也聲望日隆。雍正時期，文華殿大學士朱軾來陜督學，曾向他求教。內閣首輔鄂爾泰仰慕他的學識，凡朝廷大員來陜，一定要他們代其向王心敬問好。王心敬曾應湖北巡撫陳詵、江蘇巡撫張伯行之邀，先后講學于武昌江漢書院、蘇州紫陽書院，傳播關學，名動南方。
王心敬學以致用，重視農業生產，著有《區田圃田說》，主張土地綜合利用，在田地周圍種桑，田內種植蔬菜、苧麻、谷物，使一畝土地的收益成倍增長。他還著有《井利說》，主張鑿井灌溉，使糧食產量大增。
王心敬一生淡泊名利。他讀書講學，耕稼田間，賢名遠播，朝野盡知，卻不肯出仕。陜西總督、巡撫等多次以“隱逸”“真儒”等名義向朝廷舉薦，他都婉言拒絕。康熙、雍正時期兩次“奉旨特征”，他也以年老多病推辭。王心敬雖以布衣終老，但他并不反對兒孫、弟子參加科舉，取得功名，報效國家，反而對他們多有期許，常常殷切囑托。
重視家教，總結人生經驗口授家訓
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王心敬已52歲，其母親也年逾七十，家中還有兩個弟弟、四個兒子、三個侄子、三個孫子，以及兒媳、孫女、仆役等五十多人。王心敬的母親李氏“家教整嚴”，常以古代十世同居的大家族為榜樣，王心敬也一直希望家庭和睦相處，于是在過年之前，他“略仿古訓，參以時宜”，總結了半世甘苦經驗所得，口授家訓，由其第三子王勣、孫子王師睦等筆錄而成，這就是《豐川家訓》。
《豐川家訓》的目的在于“示訓于家，令其誦守”,以便從“經久之法”中得“經久之家”。此外，王心敬還將寫給兒子的十三封家書匯編成了《訓子帖》，還為家人制定了一部禮儀規范《豐川家規》，希望后代遵守，這些都是對《豐川家訓》的有益補充。他說：“余言至此，余心滋懼矣。凡我子孫，可不念哉？”從中可見他對家訓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和對家族子弟的殷切期望。
《豐川家訓》共有“立身、治家、蒞仕”三部分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
在“治家”中，王心敬提出了“治家三策”——“身膺仕籍者，須教之國爾忘私，公爾忘身；方事進取者，須教之矢志致主，立心報國；即畎畝耕稼之人，亦須教之急公尚義，安分守法。”
這是王心敬家訓的核心內容，已經擔任官職的人，必須教育他為了國事要忘記私事，為了公事要忘記家事；正在求學進取的人，必須教育他立志效力朝廷，一心報國；即使在田間耕作之人，也必須教育他熱心公益，崇尚道義，安分守法。
王心敬對孟子“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”的觀點提出異議，認為人生不分窮達，都有當盡的責任。也就是說，由于職責不同，每個人都應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責盡力，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領域做出成就。在那個時代，王心敬的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。
王心敬將人分為三種，有針對性地提出“做人之道”。第一種，身膺仕籍之人，可以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必須教之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；第二種，求學進取之人，可以為往圣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，必須教之學有所長，立志報國；第三種，即使田畝耕稼之人，智識有限，也必須教之急公尚義，遵法守紀。這三種“做人之道”，正好對應“治家三策”。只有如此，才是“傳家教子良法”，才能成為“康寧順泰之家”。
王心敬的“治家三策”，核心是一個“公”字，無論是治家，還是治國，都須“以公為要”。要關心國家、團體利益，要公平公正。他說，“家之不和，每起于不公”，“為公”才能消弭矛盾，“公正”才能以理服人，治國如此，治家也如此。他叮囑兒子：“爾兄弟幸于心氣清明時，其仔細咀味之爾父之言，是影響引誘，抑是真實不虛也耶？言之不覺嘔心，爾等幸無視為尋常家諭而等閑讀過也。”
居官之道不僅要清慎勤敏，還須仁明公正
王心敬家國情懷深厚，他認為“治家之道，與國無異，非法嚴政肅，無由齊一；非前創后繼，無由綿長。”他嚴格以《豐川家訓》要求家中子侄，以“治家三策”訓誡、激勵家族中的出仕者、求學者以及在家勞作的人。
王心敬的次子王功曾任湖南新田縣令，幼子王勍曾任廣西全州知州、潯州知府，其弟子陳慶門曾知安徽亳州、四川達州等地。王心敬說，居官之道，前人總結了“清、慎、勤、敏”四字，使人少犯錯誤，但還必須加上“仁、明、公、正”四個字，要主動作為，才算完善。
王心敬對“居官之要”中的“清廉”也有自己的見解，認為“廉自是官吏本分內事”，是官員必備的品質。官員失職，“十九在于不廉”，“不廉”將產生許多社會頑疾。只要“做官一廉，便有許多好事功”。
他還認為：“凡官職，無論大小高卑，莫不各有宜盡之道。”所以不要過分看重官階高低，而要光明正大，端潔公正，寬仁待民，為國盡忠，做一個勤政愛民、報效國家的“真循良”。他說：“若更背公營私，徇身忘國，是人尚可問也！”
對于求學進取之人，他根據自己讀書講學的經驗，要求不論貧富貴賤，都須努力學習，遵守道義，立志報國。讀書要讀儒家經典，才能明事理，知廉恥，才能“行志達道”“明體達用”，而不能學習“讖緯星相術數”，更不能寡廉鮮恥，如此是“敗家喪品”。不論進退出處，都要做到“處且為真儒碩士，出且為循良名臣。”
對于一般居家之人，包括農夫、醫者、畜牧者等，他要求以忠厚為本，以勤儉為要，以熱心公益、奉公守法、睦鄰善友為美，這樣可以保存家庭元氣，“自然善氣發祥，家道永昌矣。”
在《訓子帖》中，王心敬說，無論立身、治家，還是蒞仕，“守法最安，為善最樂，修德最吉，好義最榮。”這是對“治家三策”的最好詮釋，也是《豐川家訓》的基礎和前提。他強調：“循此四最，久而不替，便是人間萬福之本，百祥之源。”
王心敬雖為一介布衣，卻繼承了關中理學的優良傳統，時時念及國家利益，注重不同人群的個人修養，體現了一位關學大儒的良知和擔當。《豐川家訓》充滿了正能量和積極向上的精神品質，在清代帶來了一股家訓新風，在今天也具有很強的針對性、啟發性和借鑒價值，值得我們認真學習、研究和參考。（張天社 作者系西安文理學院關中書院院長、教授）
來源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